黃婉瑋‧少談土著,多談公民

印尼雅加達新任省長阿尼斯在職典禮上發表土著(原住民)論,在印尼引發了爭議,也在東南亞學界引發討論。

在馬來西亞,雖然沒有憲法明文規定,但是土著與馬來人在國家共享“主人”的地位,土著政策受到國家最大的重視,社會後果當然是公民被劃分了土著與非土著兩種身份。

印尼則相反,在1998年排華事件之後,國家先後在1998年與2008年出台1998年第26號總統令規定與2008年第40號法令規定,避免甚至禁止政府官員使用土著與非土著之詞語,所有人民只區分公民與非公民。拿掉了“土著”字眼,各族群之間便不再需要比較誰先來後到,或者誰才是最早的國家主人。

1997年出現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引發了印尼與馬來西亞的社會動盪,印尼的黑色5月暴動在前,馬來西亞有“安華事件”導致的“烈火莫熄”社會運動在後,體現兩國政治相呼應之處,同時也反映宗教與族群課題在兩國社會的敏感性。

印尼政治自從1998年的5月暴動之後開始民主化轉型,印尼華人因此而逐漸獲得參政機會,從第一位華裔女性部長到第一位華裔基督徒的省長,令印尼華人逐漸感受到地位獲得提昇。不僅如此,總統還頒令將帶有種族歧視的含意的代表“中國血統”的詞語“Cina”改為“Tiongkok”(中國)、“Tionghoa”(中華)。儘管如此,印尼華人對“排華”的陰影卻始終未消除,所以當見到鍾萬學惹上官非後,印尼華人最擔心的是自己命途又將回到以前。

若真如學者所預測的,阿尼斯在下一屆總統大選獲勝率大,那麼強調土著身份的他將會增加印尼華人的擔憂和警惕,不過,也有些學者認為阿尼斯正是為大選攝取政治籌碼,才說了一番穆斯林保守派喜歡聽的話,實際上他本人不懷種族極端思想。

從地緣政治看東南亞與中國,確實是千百年以來關係密不可分,尤其在政經文教的互動源遠流長。19世紀之後,東南亞華人社會成型,象徵中華文明已在東南亞紮根,而最大族群的馬來社會也肯定中華文明在地化的成果,只不過是,這個族群擺脫不了被外來者管理的恐懼,因為殖民記憶總在心理作祟,對於華人而言何嘗不也是如此,殖民記憶也讓他們一直懷有受害者心理,因而有瞭解讀族群關係的一條公式:只要華人參政,就有“土著論”連帶“華人支配論”冒出刺激馬來社會神經,引起華人的恐懼感。

東南亞政治發展應該是朝向民主化的,不過當前東南亞政治的寫照卻是國家越改革,政治風氣越趨向保守。從印支半島的緬甸、越南、柬埔寨、再到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都以務實和開放的態度與鄰近大國合作,當然也少不了崛起的中國,可是多國的保守激進派都對此產生抵抗情緒,他們最終以宗教復興、民族復興之名義挑戰外來者和政府的意識形態。

而我們知道,經濟與政治是相互影響的,政治利益可以阻擾經濟,經濟也可以影響民主化進程,只要依靠經濟崛起的中產階級放緩成長,也意味著公民社會成型的腳步放緩。

縱觀保守主義和激進派對政治轉型造成的困境,筆者以為應警惕土著論的不僅是印尼,也包括馬來西亞,因不久前,我們也為了印裔穆斯林加入土著的課題發生爭論,其實我們都知道,真正對轉型有幫助的不是土著論,而是公民認同。(印尼星洲日報)

印尼星洲日報‧2017.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