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勢印尼工會‧中資企業邁不過的坎?

  • 採用外包雇傭方式的中資企業的印尼員工舉行罷工。(圖片:twitter @pembebasanbdg)

  • KSPl主席賽義德.伊克巴爾(左)。(網絡圖片)

  • 上世紀五十年代南洋地區的工會證!(微博@tiffenyyang)

  • 1961年5月4日《杭州日報》“陳毅副總理接見印尼工會代表”。

印尼的勞工組織較多且比較活躍,印尼工會組織眾多。據統計,目前全印尼大小工會約10萬余家,隸屬於90餘個行業聯合會。

上述行業聯合會又由全國四大工會聯盟統轄,即全印尼工會聯盟(KSPSI)、印尼繁榮工會聯盟(KSBSI)、印尼勞工會聯盟(KSPI)和印尼工人大會聯盟(KASBI)。

全印尼工會聯盟是印尼政府最早批准,人數最多的工會聯盟組織,下轄16個行業聯合會。

2012年以來,印尼工會組織主要在提高最低工資標准、保證福利待遇、取消勞務外包等三個方面代表工人反映訴求。近年來,工會一般不再與公司直接對抗,而是組織工人到國會、總統或部長辦公大樓前,如外資企業則會到該國大使館前遊行示威。如訴求得不到滿足,也會採取擁堵公路、機場、工業區等極端方式。

歷史上印尼共和工會關係很深,1948年8月,慕梭(Muso Manowar)受蘇聯委托,回到印尼,重組印尼共產黨(印共)。前內閣總理阿米爾(Amir Sjarifoeddin Harahap)領導的社會黨、勞工黨、印尼聯合總工會、印尼農民陣線和印尼社會主義青年團宣佈與印共合並。新中國成立後,左派工會團體印尼中央職工會(Sentral Organisasi Buruh SeluruhIndonesia)領導人也曾經多次訪華。

930後,印共與左派工會全印尼中央職工會等等進步團體受到嚴重摧殘,總部辦公處相繼被搗毀,其主要領導人都被逮捕殺害。

作為印尼的“建設之父”,蘇哈多是西方新古典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堅定盟友,他的專制統治成為了“市場規律”中和“企業管理”中不可多得的“良好環境因素”。

發動大規模罷工示威遊行

在蘇哈多時代,全印尼工會聯盟(KSPSI)是印尼唯一的一個合法注冊的工會組織,目前會員460萬人。1992年成立的印尼繁榮工會聯盟(KSBSI)是蘇哈多時期第一個獨立工會,在蘇哈多執政期間遭受了相當大的壓制和迫害,1993年召開全印尼會議時,當會議剛剛進入到40分鐘就被軍警破門而入導致會議中斷,在工會成立的最初兩年,該工會有多名工人領袖被發現漂屍河中,更多的工人領袖被逮捕入獄,目前該組織會員有210萬。印尼工人大會聯盟(KASBI)目前約有13萬會員,2011年曾經針對家樂福裁員,發動了大規模的罷工示威遊行,迫使家樂福收回裁員成命。

而蘇哈多下台後,印尼進入民主化,對勞工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印尼成為了東南亞第一個國際勞工組織全部基本條約的批准國,尤其是工會活動的自由化,允許合法罷工的出現,使得印尼工會如雨後春筍般快速生長。由於工會運動的自由化和對壓制時代的強烈逆反心理,進入民主化之後的印尼,經常出現勞資糾紛,並且出現惡性循環狀況。

特別是美嘉娃蒂任總統期間,任命了勞工運動出身的前全印尼工會聯盟主席雅各布.努瓦韋(Jacob Nuwa Wea)為勞工部長後,開始多次修改勞工法案,也為當前的勞工法奠定了框架。

現在的印尼工會頗有勢力,很多工會都宣稱擁有數百萬會員,在勞資談判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印尼在2015-2017的經濟增長在5%-6%左右,但是工人的工資增長率近三年來分別是23%、14%、8%,這就足見工會的力量。

當前的印尼勞工法在一定程度會被很多企業認為過度偏袒勞工(為提高就業率,印尼政府目前容許大量僱用契約工,即變相的放寬勞工法)。但是實際上,也因為觸及到了很多勞工本身的權益,容易惹出事端。

2011年,美國在東南亞最大的投資項目,全球最大金礦和第三大銅礦自由港麥克莫蘭銅金礦公司(Freeport-McMoRan Copper&Gold Inc)印度尼西亞Grasberg礦,舉行了長達3個月的罷工活動,為印尼礦場部門歷史上最長的一次,最終迫使自由港印尼Grasberg礦管理層與工會預計將在數日內簽署一項薪資協議,同意兩年加薪37%。2017年Grasberg礦發生了為期3個月的罷工,導致自由港股價應聲下跌5%。

2012年,全球鞋業巨頭耐克經過11個月的與印尼工會的談判,在印尼就曾經向工會低頭,被迫支付100萬美元加班費,該舉動也在印尼各地引發新的要求加薪浪潮,並波及其它國際知名品牌在印尼的工廠。

2012年,曾經印尼多個工會組織向日本、韓國大使館抗議,因為這些國家在印尼投資的一些企業是採用雇傭合同工和外包工,以減少裁員時必須支付的“遣散費”。也有些是通常只按天發工資,且不提供附加福利。按照一些企業的說法,為保持行業競爭力,有必要借助外包減少成本。

可左右政府決策

在2014年之前,五一勞動節並非印尼法定假日,只有部份企業會有放假,也因此印尼多個勞工組織團體歷年來多次在五一期間遊行示威,要求五一勞動節成為法定假日,2013年7月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宣佈五一勞動節從2014年起成為國定假日。

印尼副總統尤淑夫.卡拉(Jusuf Kalla)曾經表示,由於工會組織的強烈反對,印尼放棄讓國會接受有爭議的就業法改革。印尼政府嘗試尋找其它方式,解決企業對某些嚴格監管規定的擔憂,比如解雇、外包和薪資水平等問題,但是依然令外國投資者感到失望。雖然現任總統佐科威通過大量努力,將增長壓到8%。但是時至今日,印尼依舊是工潮不斷。

雖然佐科威簽署公佈最低工資計算公式規定法規(PP No.78/2015),希望可以改變印尼先前每年最低工資調整標准系由各省省長、資方及勞方三方進行協商決定的方法。但是,企業界反映工資無法達成協議已造成企業營運與投資的不確定性,同時亦降低印尼勞工的生產競爭力,也不顧企業受營運成本增加之苦。

最低工資成最大爭議點

最低工資長久以來均成為勞資雙方最大爭議點,並因而導致經常性的罷工情形。民主化之後的印尼大部份政治人物比較短視,一些政客為了在選舉中爭取更多選票,工會提出的要求往往都通盤接受,不斷答應工會的要求,提高他們選區內的最低工資,最低工資已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現在許多政策都走民粹路線,以此薪資議題作為爭取更多民眾支持的政治手段,或者做為政治籌碼,根本沒有考慮到這些政策會對經濟的長期發展帶來甚麼後果。

特別是一些勞工運動出身的領袖進入政界後,更為偏袒工會組織,如曾任普哇加達(Purwakarta)縣長、現任從業階層黨西爪哇主席的Dedi Mulyadi,曾經是全印尼工會聯盟的秘書。曾任印尼國會議員的Yorrys Raweyai,曾經是全印尼工會聯盟的主席。

印尼人力資源部曾經出台一項規定,限定只有交通運輸、清潔服務、餐飲、采礦等5類行業才能外包雇傭。這一部門統計,全印尼工人中只有30%屬正式雇工,其餘屬合同工或外包工。

隨著中國企業紛紛進駐印尼,勞資矛盾今後也會不斷凸現。工會要求改善工人待遇,提高最低工資標准並增加正式雇傭。

一些中國公司近年來把生產基地從用工成本不斷增加的中國遷至印尼,部份原因在於印尼是工資水平最低的亞洲國家之一,也有中資企業是採用外包雇傭的方式來降低企業成本。

反華情緒被利用

其實,對於“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而言,工會或者類似工會的組織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在印尼工會組織機構健全、工作手段強硬。有的太過強硬,甚至“越俎代庖”。2012年,印尼8名工會代表與日本外交官會面,要求日本大使館在一週內滿足他們的要求,否則,示威者“會回來,集會規模會更大”。

因為他們確信,如果日本大使館出面干預,那些企業會聽話。

全印尼工人工會聯合會主席安迪.加尼.納尼威曾經強調,如果印尼政府不對那些侵犯勞工權利的企業採取任何措施,這一工會組織會在全國範圍組織上千萬人的大罷工。

由於中國和印尼較為復雜的歷史問題,尤其是兩國歷史上曾經的傷疤,及新秩序以來多年的反共反華教育灌輸帶來的陰影一直都如幽靈一般的出現,中國企業在印尼除了要面對像其他外企一樣的勞資問題,也要面臨其他外企不會有的問題和困境,這也是會導致有些初到印尼的中資企業管理者會想不通,為甚麼很多印尼人對於中國企業相比其他國家會差別對待的原因。

關於當前的印尼工會組織,意識形態上很難有左派組織,能中立就不錯了。有兩個是親日反華和帕拉勃沃的工具,名為FSPMI(金屬、電器和機械工人聯盟)和KSPl(印尼勞工會聯盟),其主席名為賽義德.伊克巴爾(H.Said Iqbal),被收買為反佐科威打手,在2014年大選,污蔑佐科威是“印共後代”,是“華人代理”,是“中共走卒”,還在萬隆印傳單抹黑佐科威,明後年還會繼續造謠生事,中資企業應認清其話動。

2017年雅加達省長選舉期間,有來源不明的報道在社交媒體上流傳,聲稱有1千萬中國勞工湧入印尼,包括非法勞工,並稱他們搶走了印尼當地人的飯碗。印尼勞工會聯盟主席賽義德.伊克巴爾(H.Said Iqbal)還表示,有些中資企業一直濫用適用於旅客的免簽證入境,將“成千上萬”的低技術中國工人帶到印尼當地。這讓中國勞動力湧入的問題被政治化,反華情緒被其競爭對手所利用,令選舉民意調查的緊張局勢加劇。

今年已經出現了採用外包雇傭方式的中資企業的印尼工會員工舉行罷工的事件發生,並且罷工員工前往中國大使館和印尼青年及體育部遊行,在印尼多家媒體和社交平台上均有報道,在印尼當地造成了較差的影響。

面臨種族政治風險

隨著近年來中資企業在印尼投資的增多,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也都會面臨工會問題,尤其是2019年大選的來臨,即便是普通的勞資問題,也會使得中資企業會很容易信手拈來的成為被政客們利用炒作、挑撥的焦點和攻擊目標。中國企業面臨的挑戰,仍然將會很大。

從荷印殖民時期的種族主義構建到新秩序時期,對中國人、中共的一些歪曲思想灌輸,是經常引發印尼國內民族主義激化與反華情緒增加,時至今日,印尼的主流民調機構對中國的報道都會把中國列為對印尼最大的威脅。

印尼新任國民軍總司令哈迪(Hadi Tjahjanto)空軍上將接受國會第一委員會的資格測試時,也論及中國威脅問題。

而印尼的一些政客很猥瑣,很多流氓、游手好閑之徒,往往搖身一變,變成民意代表,而且青雲直上,佔據重要職務。曾任中爪哇蘇科哈爾佐(Sukoharjo)縣長的大印尼行動黨(Partai Gerindra)國會議員李延多(Bambang Riyanto)多次炒作中國籍民要在印尼宣傳共產主義。種族政治在印尼今後依然會存在的,這也是中資企業在印尼一直要面臨的問題。

中資企業在印尼發展要重視工會力量

中資企業在印尼是中國“公共外交”和“民間外交”的重要組成部份,是可以幫助印尼民眾改變對中國看法的主要方式之一,倘若以指點江山,造福印尼民眾等高高在上的神仙心態是無法讓印尼民眾對中國有友好的看法。而是需要有“內知國情、外知世界,身段柔軟、內心強大”的心態,具備能力和熱情的心態,可以由傾聽者、旁觀者、追隨者轉變為行動者、創造者,進而在各個領域為中資企業在印尼的利益進行辯護、溝通、甚至交鋒,最終達成理解和共識。

印尼的工會活動會對中國企業的利益構成巨大挑戰,與工會溝通不當會導致利益受損。因此,中國企業是否具備與印尼工會溝通的意識和能力,將成為能否成功解決勞資問題的決定性因素。

目前而言,大部份在印尼的中資企業對印尼工會的組織運作模式及意識形態等缺乏認知,也對印尼工會不夠重視。由於文化差異、意識形態差別等原因,難以與印尼工會相互溝通化解矛盾,這樣會掣肘“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在印尼的經營發展。中國企業投資印尼時要充份認識到中國和印尼文化的差異,一定要尊重印尼員工,關愛員工,多與工會溝通協調,以期取得共識。

印尼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節點,對於印尼工會問題,我們不僅需要耐心,還需要智慧。小洞不補,大洞吃苦,中國公司得注意和印尼當地員工融洽相處。這點上,台灣日本企業領先我們很多。

歷史雖然不堪回首,但可以引以為鑒。印尼人他們害怕皆因為不瞭解,聽信謠言,也多因為沒有順暢的渠道獲取真實的信息。中印復交快三十年了,官方和民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印尼民眾也日益瞭解真實的中國,雖然屆今他們獲取信息的渠道略顯被動且碎片化。

中資企業需要向印尼民眾展現中國開放包容、擁抱世界的誠意和能力,讓印尼民眾感受到尊重感、獲得感、舒適度,國與國、心與心之間的隔閡就會逐漸消融。可喜的是,近期官方與印尼各界主動交流,互動頻繁。路雖漫漫但還是前景樂觀的,且行且珍惜。

印尼星洲日報/文/圖:塞北雄鷹‧2017.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