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林拉斯蘭‧凱林拉斯蘭

從很多方面,特朗普是一個改變遊戲規則的人。雖然東南亞往往不在他的議程中,但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極有可能重啟環球製造以及所有重要供應鏈的生態,因為各國的出口商都紛紛想要減少中國帶來的風險。

對於東盟三大巨頭:印尼、菲律賓以及越南,各國都有超過9000萬人口,這或許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基本上,這3個國家都在嘗試吸引工業投資以及就業機會。迄今為止,越南是當中最成功的。

三星,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生產商在越南已經投資超過170億美元,佔了越南2017年2140億美元出口當中的四分之一。

三星的兩個製造廠都坐落在河內市外,看起來就像是一座座小城市,這些工廠都非常的龐大,聘請超過14萬9000人。

因此面對著這一股因為中國成本變得相對昂貴而引起的工業遷徙潮,這3個國家哪個獲益最多?

可悲的是,菲律賓以其不完善的基建、昂貴的能源以及惡名昭彰的官僚制度,將佔下下風。

越南引領群雄。舉例,單單2017年越南就吸引了358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擁有三倍人口的印尼僅僅吸引了323億。

對我來說,4個主要因素決定一個國家的競爭能力。

首先,教育。

3個國家都有過百萬的年輕勞力。挑戰的是該如何讓人力資源符合工業需求。印尼和越南雖然每年都有10萬工程師加入市場,但他們的工作能力往往備受質疑。事實上,接下來2到5年,都將面對工程師短缺問題。根據印尼工程師學院的數據,2023年將面對28萬工程師短缺。越南領先的線上人資公司VietnameWorks估計,2020年越南將面臨50萬資訊科技工程師短缺的問題。

當然,需要更針對相關工業特定需求提供工業培訓以及投放。

再來就是國家主義。

這往往成為擁有既得利益的權貴分子用來阻止競爭入場的借口,也稱為企業的障礙。

弔詭的是,印尼政府禁止了超過350家橫跨16個工業領域的企業進入印尼;相較之下,越南的共產政府僅限制外資投資14個關鍵領域,其中包括廣播、進出口、機場以及電訊領域。

無論如何,政府必須清楚闡明為何一些領域禁止外資;是否其中涉及國家安全(國防領域)或要保護一些就業機會佔多數的領域(例如農業以及食物加工)?

第三個因素是民主。

不同於西方民主媒體的論述,即很多投資者罔顧人權以及民主議題,尤其過去幾十年來威嚇那麼多美國企業進軍中國的論述。

必須區分民主原則以及法律確定性,跨國公司對於在尊重合約精神的市場相對自在,尤其是在那些司法體制相對廉潔的國家(例如新加坡)。情同此理,很多國家的行政條規不斷地折磨著無數跨國公司經理,例如印尼以及菲律賓,毫無疑問,若能剷除這些繁文縟節,對於業務擴展而言將帶來顯著的改變。

第四個因素或許比較虛無——即國家“性格”以及歷史的問題。

越南經歷超過30年的戰爭,侵略者包括法國、美國以及中國人。經濟改革是在1986年之後被推介,自此之後國家經濟迅速起飛,國家生產總值從1987年的366億提昇到2017年的2238億美元,過去十幾年顯然是個趕進度的年代,年輕一代業開始享受一個傾向資本注意的經濟制度。

印尼以及菲律賓不能相提並論,過去十幾年經歷不斷下滑的經濟成長,讓超過百萬的人口貧窮以及邊緣化(超過2600萬印尼人口生活在低於貧窮線的水平,更不要提對華盛頓方案的質疑),一套看來有各種機會卻成效不高的經濟策略。

因此當特朗普總統繼續與中國對峙,東南亞的劇透必須做出一些艱巨的判斷來提昇自身對外資的吸引力。否則,將於這個難能可貴的歷史性機會——一個可以創造百萬就業的機會插身而過。

印尼星洲日報‧凱林拉斯蘭(自由撰稿人)‧2018.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