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俊傑‧凝望深藏的戒慎恐懼

戒慎恐懼。

是的,自6年前開設專欄,每年每次書寫死刑課題時,我是戒慎恐懼的。在很多個深夜里,我坐在電腦前,凝望著案桌上的菩薩像,良久移不開視線。在這樣的凝望中,我反覆思考為何我堅持死刑的必要、堅持殺人償命的天經地義、堅持任何人都必須為自己的罪行付出相等的代價、堅持正義必須獲得伸張,諸如此類。

這樣的堅持,有沒有不如法?我到底為了誰,為了甚麼事,必須堅定死刑的必要?我是深受其害的受害者,抑或痛不欲生的受害人家屬?

都不是啊!

在那些凝望菩薩像後的深夜,我在台北捷運發生鄭捷隨機殺人命案後,寫下“怎麼沒人去問受害者的父母家屬、伴侶朋友、同事師長、他們因兇手隨機殺人的行為,失去了一個乖巧孩子、一位知心朋友、一位親蜜愛人,他們的悲慟有多巨大?怎麼都去同情那十惡不赦的殺人兇手,去爭取他不配擁有的人權、還要他獲得重生寬恕的機會,接受教育改造然後重新融入社會?”(寬恕是上帝的事);我在印尼鎗斃7名外國毒犯後,寫下“除非有其他更有效的途徑,來阻竭因與交易、濫用毒品帶來的痛苦與死亡,否則國際社會就不應非議對販毒施於最嚴酷死刑的國家,儘管那被說成是違反人權的,不慈悲的。但是,因毒品而深受其害的人,誰來捍衛他們的人權,誰又對他們慈悲了?”(罪與罰之後)。

我在“狂刺121下”裡,天真的寫下“我很慶幸,馬來西亞法官絕不輕饒這樣的罪人,我堅信,法律是保護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法律是把那個用鐵鎚敲頭用鏍絲起子狂刺121下的狂徒送上絞台,而不是讓毫無悔意的狂徒可以活命。”;我在“大亂需要大治”里,描述日本70年代連環變態殺人犯伏法後,如何連累家人,甚至自己的骨灰都不被允許置放在家族墓園的悲慘下場我在“不能妥協的底線”寫下“毒品戰打了這麼多年,還是做得不夠多不夠快,全國有178所學校被列為“毒品高風險學校”,究竟有多少學生涉毒?一個都嫌太多,罪證確鑿的毒販,唯一的刑罰就是絞刑,這是不能妥協的底線”;我在“一念無明”里,記載宗教學校縱火案致死23人、被性虐待致死的那溫案件、寫下“殺人者死,這是我奉行不渝,也不曾動搖的法治基礎,不必懷疑,也不必為了那些虛偽的人權人道而漠視死難者的冤屈,假裝聽不見家屬永夜的哀哀哭泣。”

我在“死刑,沒有商榷”里寫下“在極端殘忍的暴力罪行前,死刑是適用及必須被保留的,我們都對也門的3歲女童被先姦後殺而憤怒無比,她只有3歲啊!”;我在得獎作品“死刑該不該廢除?”中,紀錄了專訪拍攝死囚與行刑場的美籍日裔專業攝影師風間聰的美好經歷,看過那些怵目驚心的照片後,我沉重的寫下:讓我們做一個易位思考:你是這2名死者的家屬,面對殺死你至親的罪犯,你,選擇按下通電的電鈕、打開吊刑台的活門、扣下板機鎗斃他;或者,無條件釋放他回家吃晚餐,留你獨自面對無止境的喪親之痛?

在人道社會主義或宗教教義前,很多人會道義凜然主張並支持廢除死刑,但是如果受害的是他的至親,他變成了受害者家屬,他則比任何人都贊成執行死刑,恨不得親手殺了施襲者。

風間聰說,真正成為受害者家屬,和幻想自己是受害者家屬,是有很大的差別。這是我一直思考的事,當一個制度無力保護個人的時候,個人有沒有權利保護自己?過去社會發生重大罪案時,我們感到悲傷、焦慮、氣憤、無助,心痛得無以復加,我們在夜裡緊緊抱住自己的孩子,害怕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傷害我們最愛的人,光是想像就足以讓人恐懼得顫抖不止。

是的,在兇案悲劇前,我們怒不可遏,也悲不可抑,我們內心的恐懼何其龐大,我們不敢相信人性會如此崩壞,人類會做出這樣的惡行,如果不以償命為代價,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安撫內心深處的恐懼、不知道該如何向孩子解說為何爸媽把你抱緊不肯松手、不知道為甚麼我們每日汲汲營營、奉公守法的生活,卻為了滿足那“很高尚、很人道”的廢死主張,得負起那讓人惶惶不可終日的的恐懼。

從來都不是廢除了死刑,國家就文明瞭,而是因為大環境文明瞭,才可以廢除死刑。如果不執行死刑,有甚麼可以取而代之?我們無法接受,一個罪大惡極的人不處以極刑,卻要把他關在牢里養起來,每日三餐不缺的去教育他,更何況這有效嗎?

一如我在“本村洋的3300個日子”里寫下:“一個本來十惡不赦的壞人,最後可能會脫胎換骨變成真誠努力的善人,可是,國家社會卻要奪去這位善人的性命,很殘忍,很冷酷,是不是?”

是的!無情的奪取他人寶貴的生命的確是很殘忍的一件事。

寫過了那麼多反對廢除死刑,堅定死刑必要性的文章,我依然堅信:伸張正義與教化可以同時進行,沒有衝突,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必假慈悲偽正義。

印尼星洲日報‧文:許俊傑(馬來西亞星洲日報高級記者)‧2018.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