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傑隆‧看不見的弱勢組屋社區

地方上的廉價組屋,經常是政府視野的死角,三不管地帶,成為一座座備受“貧窮”、“骯脹”和“敗壞”污名化的孤島。除非是選舉季節,它鮮少會在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預算案上獲得大幅關注,同樣它也不會成為聯邦政府預算案的焦點。

談論居住和房屋議題,離不開國家扮演的角色。因為國家掌控了對土地供應、市場調節乃至週遭居住空間規劃的主導權。都市社會學家Manuel Castells過去針對香港和新加坡公共住屋的研究中曾提到,亞洲發展型國家之所以會大尺度干預房屋政策、為貧窮家庭提供基本居所,乃是為了建立一個和諧安寧的社會,以達到政治控制的目的,減低勞動力的再生產成本,從而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因此,只要能搞好公共房屋和週遭生活機能,打通任督二脈,都市裡許多社會問題便能迎刃而解。

事實上,馬來西亞也不例外。從英殖民時期政府著重公務員宿舍和“新村”的隔離安置,到獨立初期政府透過官聯機構如城市發展局、雪州發展機構等推動廉價住屋的供應量增加,再到晚近政府與私營企業合作的可負擔房屋計劃,皆可發現“住屋”在國家建設過程中,也同樣積極扮演著維持“社會和諧”和“政治控制”的關鍵,藉以消除國內貧窮,平衡各族間在經濟上的差異。

只不過,自納吉時期開始,政府從過往主導興建“廉價組屋”予弱勢階級,到當前公私合作大肆興建“可負擔房屋”予中產和青年階級的政策轉向,卻讓前者看似有一再被邊緣化的感覺。

國內廉價組屋問題叢生,最大關鍵在政府或建商完工後撒手不管,資源持續投入又不足。由於缺乏正確宣導,多數首度擁屋者普遍缺乏對照顧自身社區的意識,往往無力或不願償還組屋管理費,而被選出或外包的組屋管理層又缺乏經驗,導致組屋陷入惡性循環,呈現“無政府狀態”,公共衛生糟糕,電梯長期失靈、兒童遊樂場遭到破壞、舊漆脫落或水管爆裂卻無法得以及時修復。政府必須正視有關結構性問題,大可倣傚香港房委會或新加坡建屋局,成立一個專業機構,從規劃、興建、管理到維護,全面接管廉價組屋區。

另一方面,則是當初針對組屋社區的規劃不當,導致興建後的整體改善變得艱難,特別是停車位不足。自己經歷的組屋個案,12層262單位,卻少於100個停車位。交通工具佔滿所有可用公共空間和出入口,垃圾回收車和緊急救護車要駛入也不易。未來廉價組屋的社區規劃,政府應該更多考量使用者的心聲,或允許他們參與在設計方面的決策,率先取得大家對居住環境的共識。至少,身心障礙者家庭理應優先獲得分配底層單位,這是基本常識。

廉價組屋居住的居民,大部份是社會弱勢,如低薪勞工階級、單親家庭、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或被重新安置的都市非法木屋原住戶。若政府有誠意協助國內B40低收入群體,我認為最應獲得優先關注的是各地方的廉價組屋社區,特別是在目前國家財政資源有限之下。而重組廉價組屋區的管理並改善社區居住素質,包括週遭生活機能與基礎設備的完善、移動便利與公共交通的銜接,則該是新政府在重新檢視國家房屋政策時的重要軸向。`

印尼星洲日報‧文:丁傑隆(雪州安邦再也市議員)‧2018.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