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改革公務體系的決心呢?

因為對馬來西亞紛亂的政治現狀感到厭倦,所以我在近期將焦點稍微移向了印尼政治。這裡在11月的最後兩個星期,發生了兩件攸關公務員前途的大事。

其一,印尼發揮國家配備工具效用與官僚改革部長察赫約.庫莫洛在11月20日突然向政府機構發出行政通令,要求所有相關機構擬定、重組各自的中、低級公務員架構,以簡化公務體系的職能和效率;通令發出之後,國營企業部長雅立多斯很快便給予配合,宣佈裁撤部門內屬於高級公務員,但職能重疊的6位次長和1位秘書。

國企部將這7人調至其他擁有空缺的國企,而他們的原有職務將轉移至兩位副部長身上,以達致節省開支、減少冗員和降低繁文縟節的目標。

至於第二件事,則發生在上週四(28日),總統佐科威宣佈著手簡化公務體系,除了準備裁撤公務員體系中其中兩個級別的官員,還打算採用人工智能(AI)取代這些以後可能被裁撤或調職的高級公務員,借此減少印尼官場各種陋習,並以績效取而代之。

這兩件事,換在馬來西亞目前的政治語境來說,就是要透過雷厲風行的公務體系改革,來壓制官僚體制內的“暗勢力”。當然,改革臃腫、官僚陋習盛行的公務員體系,是印尼歷代總統都想處理的事情,2001年第五任總統美嘉娃蒂宣誓就職後,就有意推動官僚改革,期望借此改善印尼1998年金融風暴後經濟和投資低迷的狀態,但其在任內也只實現了人民直選總統的選制改革,對全盤改革公務體系依然一籌莫展。

之後的蘇西洛,到現在的佐科威,也都一度將改革官僚體制視為自己施政的方向之一,但一直以來因為總統個性(蘇西洛比較優柔寡斷,在裁撤官員方面下不了決心)和內部權鬥(佐科威的政權面對著極端主義的掣肘)而舉步艱難。

佐科威在4月舉行的總統選舉中以大熱姿態順利連任後,有感於印尼出口額的持續萎縮、商品價格的疲弱、對外資吸引力下降,以及國家所陷入的惰性增長(lazy growth)發展瓶頸,在10月宣誓就職時宣佈將啟動官制改革,一來履行競選承諾,二來營造更親商的官制。

在一系列的改革中,我們就看到了內閣瘦身、專業人士和政敵入閣等出乎意料的決策,並很快地啟動對公務體系的改革,並且拳拳到肉。印尼目前的公務員與人口比例並不算高,即1比110人(和英國的1對118比例差不多),但因為官場陋習和職能重疊,所以官僚主義極其嚴重。

佐科威政府相信,要整頓印尼的經濟,就必須由整頓公務體系開始,因此,印尼的公務員等級將從原有的5層減至3層,職能重疊的悉數合並、虛職也必須裁撤。當然,馬來西亞也並非沒有這方面的意識,打從阿都拉時代開始,政府就有意實施公務體系改革,以借此提昇政府的效率,但因為政治原因,這事過了15年,眼看印尼已經開始“動手”,但馬來西亞卻仍停留在“有意”的階段,除了偶爾發牢騷指公務體系內有暗勢力企圖干擾政府決策,我們就沒其他對策。其實,要說臃腫,馬來西亞的公務體系比印尼嚴重,因為我們的公務員與人口比例是1比19人,覆蓋率是印尼的5倍,令馬來西亞每年必須支付巨額的公務員薪金和退休金。

根據馬來西亞2020年財政預算案,政府在公務員薪資和退休金的開銷,佔預算案的三分之一,而這數額竟然還比政府所撥出的發展開銷高出一倍,資本效率偏低。另外,馬來西亞公務員等級也過細,雖然當中只三層,但一等公務員等級有兩組(TURUS和JUSA),每組再各分三級;二等有至少5級(Gred54到41,前朝政府在大選前為教育公務員加多一級,即Gred56);至於第三等,則有9級(即Gred1到36)。

其實,公務員體系的等級過細,容易出現冗員,各部各級的官員層層相疊,造成下情上達的速度緩慢,容易滋生官僚主義,再加上各部門職稱、級數和數量並不統一,各部對官員績效標準又不劃一,造成官員辦事傾向閉門造車,一切以上司喜惡為依歸,無視為民服務的職責。所以,論人數比例,我們的體系比印尼更臃腫;論官僚等級,我們的體系也比印尼更復雜。

如果人數多,代表效率好,這1對19的比率是很優越的,但問題是,馬來西亞公務員的行政效率低落,早已是全民共識;如果政府只是要向世人展示,當公務員前景棒棒噠,這種三層兩組15級的體系也是很優越的,但問題是,公務體系是設來有效處理行政事務的體系,並不是單純的“工作機會”而已。

印尼意識到問題所在,所以已下定決心著手改革其公務體系,而作為其鄰國的馬來西亞,要等到幾時,才能有這種意識與決心?

印尼星洲日報‧文:劉惟誠(私立大學講師)‧2019.12.06